大约是十年前吧，那时我还不开车。我们住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市（Aix—Provence）。有一天我骑车带着四、五岁的小儿子王博出去，他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固定的小椅子里，前把上的小筐里放着他不穿的外衣。具体的日期我忘了，但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是中午十二点差几分钟的样子，风和日丽，轻车熟路，前后左右安静得很，并没有什么车辆行人，我们要赶回家吃午饭。
突然，毫无征兆地，山崩地裂，雷霆万钧，日月无光……我生平第一次真的像小说和电视剧中用烂了的描写的那样：昏厥过去了！
……我醒来后，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躺在医院里，胳膊上还扎针管吊着输液瓶。来法国这么多年了，我几乎从不和医药打什么交道，有病全让妻子得了算了，我哪有心思，哪有兴趣和闲工夫去得什么病呀？
孩子呢？王博在哪？他有事吗？
一种什么都不明白的恐惧令我万分焦虑，还好，这时门开了，医生陪着妻子进来。原来是医院搜出了我的身份证再设法通过警察局打通了我家的电话，妻子又联系了朋友开车带她找到了这家医院。
“孩子呢？王博在哪？他有事吗？”
“放心，他倒没什么事，手臂上擦破点皮，已经抹了药，现在正在大屋里和别的孩子玩，我没让他过来。我问孩子，他只说你们摔了，他摔在你身上，所以不太痛，我问他哭了没有，他先说没哭，后来又小声说哭了一小会。可你是怎么回事？刚才医生问我，我怎么知道？”。
“老天爷！我是怎么回事——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医生呢。”
妻子带来了一些香蕉和点心，看了一下表，14点多了，想起来了还没有吃午饭，可怎么我一点也不饿？真奇怪。
“没看到一直在给你输液，灌葡萄糖吗。”
“原来是这样。” 输液，这对我来说也是生平第一次。
说话有些别扭，口齿漏风，用舌头探了探，这时我才大吃一惊：上膛的两颗门牙没了！
以后我弄清楚了一些：我骑车出事了——但不是车祸，我鼻脸着地地重重摔下了车，并立即人事不知了（幸亏！要不然磕掉俩门牙还不痛死我。），当时不知有没有人围观，但还好有活雷锋立即打电话找来了急救车将我送到了医院，医院也二话不说将我安排了住院急诊。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先是象对一个白痴似的问了我一些傻得不能再傻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而我因从不上班所以还真搞不清楚，想了半天才回答，谁知居然还是回答错了！唉，真白痴。
然后漂亮的护士小姐又象伺候什么重要人物似的几天来用轮椅将我推到各个科室做各项详尽的检查、扫描、化验，真有点大动干戈、莫名其妙、没完没了。其实我绝对自己能走，但是漂亮的护士小姐却容不得我分辩，我坐过三轮让人蹬着走，却从没有坐过轮椅让人推着走——这也是生平第一次。
我弄明白了：医院判断我的昏厥和摔倒是主观的，是身体机能（主要是大脑）的异变或病发，所以要对我这样认真。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白费了心机：一切检查结果都正常，他们无疑是很失望。我觉得他们和我都有些脸面无光，我对不住他们——我非常尊敬和尊重他们，我不知我做错了什么。
差不多从我恢复知觉的那一刻起，我就不停地要求出院：家里有那么多事，我哪有闲工夫赔在这里耗！同时我也忐忑不安，不知这一天天，一项项地细算下来，医院最后会开给我一张什么样天文数字的账单！我找谁去哭啊。
七天，整整一个星期，医院终于放我走了。在办公室里他们交给我一大摞巨幅的X光底片和精美考究的各项化验报告……最后我不得不小声地询问：我应到哪里去交款？对方脸上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没有任何费用。
也就是说在这里吃饭都不花钱！
我得寸进尺地问：我缺的两颗牙你们能不能治？他们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您得另外约时间去看牙医了，我们不行。
我又问：我在进医院前是骑着自行车的，我从什么地方能领回我的自行车？他们打了半天电话后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实在对不起，急救车将您送我们医院时没有留下自行车，我们不知道，您只能去警察局查问了。
几天后，我去了警察局，他们查了半天记录，打了半天电话，最后叫来了当初负责送我去医院的两名年青警察，这两位一脸的无辜，腼腆地说：当时有人报案，我们赶到那里，只是尽快将您送到医院，而没有顾得上细细查看，我们没有看到自行车。
得，线索断了。我也没有办法在警察局埋怨这俩小伙子，只当是破财免灾，认倒霉吧，反正多年来各种大大小小的不顺，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当真可以说是逆来顺受，荣辱不惊。世上总有比我更倒霉，更不幸的吧，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比如说唐山大地震。
又几天后，我来到案发现场仔细查看，我想找到让我摔落两颗门牙的原因，但我失望了，什么异常也没有发现。也许，这将是个谜，永远也解不开。
一个月后。
我在大街上走，对面过来一个阿拉伯人，我可有可无地看了一眼他的大胡子，琢磨着这人真像是个恐怖分子，他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
“您好！”他突然主动地、明确地跟我打招呼。
“您好！”我措手不及地应对。
“您的病好了？”
“您……您…..对不起，我忘了……”我无言以对。我实在想不起我认识这个阿拉伯大胡子，莫非那一跤还真把我大脑摔糊涂了！？
“您不认识我，但是我记得您，上次我看见您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哦，原来是这样……那您知不知道我是为什么摔下来的？” 我可有可无地问。
“知道。您自行车前面筐里放了一件小孩衣服，掉下来卷进了前轮子里……”
“哦，原来是这样……”那个谜终于解开了。
“那您知不知道我的自行车当时怎么样了？哪去啦？”我又得寸进尺了。
“知道。您请跟我来。”
啊，感谢真主！我得心情变得好起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大胡子将我带到了离案发地点不远的一处健身俱乐部，替我跟接待处的小姐很快地说了几句什么，那小姐立时一脸的兴奋，放下手里的工作，兴冲冲将我带到底楼拐角处的储物间里。可不，我的那辆刚买不久的26重型车安静完好地靠在那里，前面带筐，后面带小孩座椅，气还很足。肯定是当时救护车匆匆将我运走后，围观人群中某位闲得没事的人顺手将没人顾及的自行车给就近存放到了这里，也不知给这里添没添麻烦。
小姐现在终于能将这个麻烦推出去了，她由衷地说了句：谢谢。
我马上回礼，实在是该我说谢谢。
出了储物间，我才发现大胡子刚才并没有跟我们进来，现在已经找不到他的影子了，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对他说一声谢谢。
我突然觉得，阿拉伯人也不都像恐怖分子。
2008-2-22